作者：郑师渠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其特征主要为：一是否定历史的价值，尤其对本国的历史缺乏应有的敬意，一味抹杀，以为一无是处；二是借口历史认知存在相对性，随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历史认知中既有的真理性，陷入了相对主义。近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人在“去宏大叙事”、“重写近代史”等名义下，热衷于做翻案文章，不仅任意颠覆几代学者潜心研究而获致的一系列富有真知灼见的历史认知，而且颠倒是非，歪曲历史真相。例如，先是歌颂晚清的改良运动，而贬抑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继则拔高清政府，连改良运动也骂倒了。由是以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尤其是不遗余力地抹黑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不限于学术界。在所谓崇尚自由、思想多元、追捧创意与彰显个性的名义下，历史虚无主义借助现代媒体尤其是网络，蔓延到社会诸多领域，特别是在青年中形成了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倾向。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社会共有的信念与目标，不容掉以轻心。

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其发展过程曾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历史作为多样化的统一，即这个民族的共同创造与共同的记忆，包括得失在内，在整体的意义上，便都构成了它的生命本源，奠定了它进一步走向未来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国民对本国历史应当具备的基本信念和准则：“任何一国之国民”，都必须了解本国的历史，并心存“温情与敬意”，而不容“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他还进一步强调以下的观点：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因之可以将现实中的“种种罪恶与弱点”，都推诿于古人。他认为，这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①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见解。人们尽可以探讨不同历史阶段上前人行事之是非得失，却没有理由简单地全盘否定和抹杀属于民族共同体的那一时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极少数人一味抹黑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历史——诬之为“罪恶连连”的暗夜，不仅歪曲历史，而且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浅薄狂妄”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固然，历史学无法再现历史，历史认知具有相对性，不免见智见仁。尽管如此，人们对于历史的既有认知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而不容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陈寅恪在谈到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不彰的原因时，曾指出：人们多将之归结为学者畏避文字狱，不敢致力于史，是为固然；但这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经学与史学本身的差别。二者在清代虽并称考据学，但前者材料残缺寡少，解释尤不易确定。这一方面使“谨愿之人”满足于文句的个别解释，不能作综合讨论，无法形成系统的论述；另一方面却方便了“夸诞之人”得以随意附会以博取利禄，而有识之士虽不愿苟同，却因不易标举反证而徒唤奈何。史学则不然。“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故人多舍史学而趋经学。②陈寅恪上述见解十分独到，其中论及史学以史料为基础，是非得失自有评判的标准，与主观臆说不能混为一谈，更显精辟。他明确地肯定了历史认知具有自身客观的真理性，而不屑于相对主义和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所以，据此可知，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多面相见智见仁，却不应也不可能否定国人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构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主线这一基本的历史认知，不应也不可能抹杀辛亥革命、新中国的建立与改革开放并立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三个伟大里程碑这一基本事实。学界关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比较薄弱，近年来，随着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兴起“民国热”，自有它的合理性。但少数人挑战历史常识，刻意将饱受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以至于使一些无知的青年相信那是近代中国一段“最好的时光”，“心向往之”。这不是“重新发现历史”，而是随意编造过去。1980年，美国著名学者艾恺采访梁漱溟，他问一个问题：“100年来，中国最苦难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后者答道：“是在100年前的前半。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引起了中国的内战……皇帝倒了，好像也可以说出了好多皇帝。所以内战是最苦痛的，自相残杀”。③他所指的正是1930年前后的民国时期。其实，随便翻开《申报》、《晨报》一类民国时期的报刊，都可以证实梁言之不虚。因为每天报刊充斥的无非是关于内战、匪患、灾情与难民等令人心酸的信息，哪里有什么“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哪里有什么“真正的新中国”?足见民国史的研究虽然还有待深入，但既有的历史认知已不乏真知灼见，是必须敬畏的。

现在有人固执地否定国共斗争最终的胜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将问题归结为所谓中共“不光彩”的“权诈”；或扬言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将“改写近代史”，这都是一种不愿直面历史的自欺欺人。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老的真理。握有全国政权并得到美国全力支持的国民党，最终居然败给了仅有“小米加步枪”、力量悬殊的中国共产党，虽造因不一，但归根结底，端在人心之向背，是无可讳言的。其中，不能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更是国民党败亡的一大致命伤。这也是人们既有的历史共识。实际上，早在1935年，蒋廷黻就在天津《大公报》上撰文，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现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名存而实亡，“自国共分家以来，国民政府在精神上所依赖的力量仅民族主义。民权和民生早已送进博物院，偶尔谈及者有如谈古董一样。就是民族主义的呼声近日也极其细微”。他进而指出，在江西苏区几乎一无所有的红军，却能抵抗十倍其众的国军，至今坚挺不倒，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它实行了国民党不能实行的民生主义，即耕者有其田，实现了与农民的合作：“共产党为农民作了什么好事呢?只作了一件事：干脆的，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行了耕者有其地。农民所以乐为其用就是为这一点。他们对任何主义，任何史观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所欢迎的，感激的就是佃租的免除。为了这一点，虽然红军加在他们身上的赋税和工役很重，他们仍肯为红军出死力。”蒋廷黻建议国民党，要想剿灭红军，也必须行同样的政策。他说，“这个摆在我们眼前的教训，我们尚不能学吗?”“这种力量我们何不据为己有?何必委之于敌人?我们所须行的就是耕者有其地”。④应当承认，蒋廷黻的目光是尖锐的，然而，他虽苦口婆心，国民党却不听。1949年4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前夕，台湾的《公论报》有文章质问说：中共的胜利主要源于它实践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请问国民党，你所以没能实践民生主义，“是自己走错了路，还是政党的性质与主义不能相容呢?”⑤败退到台湾后的蒋介石，曾问以反共著称的叶青：国民党何以败?叶青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实施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⑥从蒋廷黻到叶青，先后指出了国民党的致命伤在于得不到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支持。新近台湾一位资深学者在学术讨论会上更指出：国民党到台湾后所以能成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因为高官们的土地都在大陆，现在是革别人的命，没有负担。⑦公正的舆论与国民党的几代学人，也都承认国共成败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再次证明了历史真相与历史认知所具有的客观真理性，从来都容不得随意篡改。

当下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固然有多种原因，但除了极个别人有政治企图、欲借歪曲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数人就其主观因素而言，主要有三。

一是对当下中国的时代性缺乏正确的体认。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有失绝对化，但不乏辩证思维。人们对历史或历史问题进行思考，总会有一个观察点或出发点，它归根结底是与人们对身在其中的当下时代的体认紧密相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认为其时中国正处于舍旧趋新的过渡时代，孕育着大希望，同时也隐藏着大“危险”，这就是对未来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将决定国家与国人的成败祸福：“故倡率国民以就此途者，苟有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其负民也实甚。世界之政体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⑧因之，他强调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与国民必须具备三大品格：“冒险性”、“忍耐性”与“别择性”，其中又以“别择性”最为重要。耐人寻味的是，当下中国也常被称为“改革期”、“转型期”、“过渡期”，这虽不无道理，但要看到它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名同实异，不可同日而语。在梁看来，其时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去所厌离之旧界”而追寻西方“新界”，即改弦更张的社会大变革。而当下中国的改革却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与所谓改辙易帜渺不相涉。不过，梁启超关于过渡时代存在大“危险”和尤其需要重视“别择性”的观点，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质言之，能否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的时代性，同时又不忘梁启超的警示，这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1990年4月，胡乔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讨论提纲时，他发表了以下意见：“70年要贯穿一个思想，就是中国要搞革命，要搞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怎么结合起来要进行探索，要靠中国人自己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下正确的决心。这中间会碰到各种挫折，但是我们党还是总结了教训。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⑨他强调的“这么一个思路”，其根本的观察点或出发点，正是源于对当下中国的时代性的正确把握。与此相反，一些人错读当下的中国，认为它正“告别”社会主义，归趋西方资本主义旧轨。这些人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也就不可避免。

二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一些人看问题，不是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便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党和国家的工作确实出现了许多失误，包括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劫难等，造成了不必要的严重损失。但是，因之便将这一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加以全盘否定，却是不客观的。我们应当看到，不仅这些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偏差，事后也由它自身作了纠正。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从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包括大庆油田、两弹一星等在内，它在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恰恰为后30年改革开放和新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不仅是指物质的条件，也包括思想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将“最难处理”的1956-1966年这10年，最终确定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的10年。胡绳说：“对这十年是说，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形成的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另一个是错误趋向，也是在探索中发生的，走偏了方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两种趋向，不能否认有错误趋向，但正确趋向是存有的，后来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不可能将以后的都说出来，是苗头”。成就与失误并存，“只要能正确加以总结，都可以成为党的财富”。⑩这种辩证的观察完全符合历史实际。胡乔木高度评价该书这一新见解是党史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所以，看不到失误，引不出教训来；但只看到失误，看不到成就，见木不见林，并不足以言客观的历史真相，相反却易于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三是囿于个人情感，难以保持清醒的理性。超越情感因素，保持客观的态度，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上述历史上的种种失误，曾伤害了许多人，时光虽逝，往事并不如烟。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过伤害(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的人，心理阴影往往长期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未能超越个人恩怨，自然会影响其知人论世的客观性。极少数人千方百计诋毁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此。在这一点上，梁漱溟却显得难能可贵。他与毛泽东发生过人所共知的冲突，事后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按道理他最易受情感驱使而贬抑毛泽东，但事实却相反。他晚年在回答外国学者关于怎样评价毛泽东的提问时表示：毛泽东晚年虽有错误，但他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是仅见的伟大人物，“没有毛泽东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百分之百的事实。”(11)梁漱溟不愧是当代卓越的思想家，其刚直不阿的品质也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公正评价上。如何超越个人恩怨，客观对待历史，梁漱溟为人们提供了绝好的范例。

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可谓道尽了国人对国史之珍重与否与国之兴衰间的依存关系。欲廓清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重视历史教育，包括国民的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这方面亟待反省之处很多，教育主管部门与史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